2017年，龍緣之拜訪芬蘭一處農場動物收容所，以對民眾的教育為考量，審慎決定收養的動物｜Photo Credit: 龍緣之提供
一直在嘗試各種社會參與形式和「戰鬥位置」的龍緣之，仍然在找尋其他可能性。取得博士學位後，她希望自己能成為獨立學者、行動者，「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和研究的獨立性，和國際及草根組織合作，推動以華人世界為主，卻與全世界相關的動物解放工作。」
曾經在街頭巷尾抓貓TNR（Trap誘捕、Neuter絕育、Return回置），卻因為要求前男友讓吃剩飯的「被鏈犬」偶而也能散步，引發了兩人尖銳的衝突。曾經在各國進行「零皮草」和動物表演的調查及宣傳，卻無法說服親友棄用皮草和肉食、不去動物園和水族館。從參與學校社團、地方草根團體到國際性NGO組織，十多年來，龍緣之在許多國家嘗試過各式各樣「動物保護」的實踐，卻也經歷過騙財騙色、管理不良，或不再具有理想性的動保團體。
「在某一、兩年間，我真的覺得為了這件事，我願意付出整個人生，甚至我的生命。」在一位動保前輩自殺後，龍緣之接手了對方的工作，曾經日以繼夜的投入、求知若渴的學習，但在那幾年裡，「沒有一個晚上不是血腥的夢魘」。龍緣之認為，越深入從事動物保護工作，就難免對社會有逆反心理，因為社會主流對待動物的態度，正是鑲嵌在奴役動物的制度之中。當人們以此為透鏡時，不僅在食、衣、住、行處處展現了人類對動物的施暴和剝削，還包括兒童和婦女、少數族裔、弱勢群體的處境，都因此原形畢露。
對於普通民眾能否改變，龍緣之不會抱過度的期待，對於動保人則有較高的標準。「當我們日復一日去拍攝、介入、揭露養殖場和屠宰場，以及明目張膽地虐待動物的馬戲團時，我們冒著危險，經歷心靈的煎熬、精神的折磨，意圖喚起社會上可能還僅存的一點良知……」雖然是自願選擇這種使命，但如果自許為是一個行動者，卻沒有勇氣踏入現場或認識真相，更缺乏意願從飲食等行為開始改變的人，龍緣之說：「我認為他們不是嚴肅的動物倡議者」。
龍緣之，1985年出生於台灣，自從華梵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就到中國投入動保領域和更多學術追求。除了求學，她也周遊列國，與許多動保組織交流合作，是少數從台灣走向國際的動保人之一。「我真的知道，一個人因為參與動保或是做救助，可以精神崩潰或是把家庭和自己的生活拖垮，是什麼樣子。」曾有好幾年的時間，她也是日日以淚洗面，「每天都想放棄」，卻深入那些普通人不願去想，甚至連動保人也不願去面對的地方。如今，她仍相信這個運動的價值，並以此為終生志業。
為何會有這些經歷和轉變？我們在訪談中細說從頭，一起回顧她的成長過程。
在龍緣之的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伙伴之一就是鴨子Bibi。他們家在馬路邊，車水馬龍，然而每當她父親騎著機車回家，Bibi總是遠遠就能聽到聲音，並開始呱呱叫著呼應。每個回到家的人，都必須和Bibi玩耍一番，牠才會心滿意足的回窩裡睡覺。龍緣之自從和Bibi一起生活，就迷上了兒童文學《杜立德醫生》和動物行為學之父勞倫茲的書《所羅門王的指環》、《雁鵝與勞倫茲》。她曾經天真的想為Bibi尋找一位鴨子伴侶，卻讓Bibi和另一隻鴨子「黛黛」（名字取自「林黛玉」）結為終生怨偶。直到20年之後，龍緣之才恍然大悟，原來所有被出售為寵物的小鴨，都是被養殖業者淘汰的公鴨。
成長的困惑與探索
從小喜歡思考和閱讀，國中時愛上了電影，龍緣之從14歲就寫影評投稿，漸漸的不只得到稿費還有免費電影票，一年可以在電影院看幾百部電影。因為她對各種思想的興趣、對不同社會文化的關注，也看了許多寫實的紀錄片，開始關心女性主義、廢死、人權、社運等議題，對於肉食文化則感到困惑和懷疑。
在成長階段養成了觀察、思考和批判能力，龍緣之進入華梵大學哲學系就讀，感覺也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讀大學時，她看了一部電影《詭辯：殺貓的藝術》，這是加拿大導演Zev Asher在2004年的作品，敘述三個學生以藝術為名的殺貓事件。從過去她對肉食的質疑，到這部影片對殺戮的赤裸呈現，點點滴滴的累積，讓她在觀看影片的當下決定成為素食者，至今不曾動搖。
2005年，朱增宏老師（現為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執行長）在華梵大學代課，和學生共同成立「動物與社會讀書會」。當時龍緣之因同學介紹而加入，每周師生聚會一次，探討「五大」動物議題（同伴動物／流浪動物、野生動物、實驗動物、動物園、經濟動物）。直到大學畢業後，仍延續著這樣的交流頻率，讓她更加認識各種動物的處境。
哲學系畢業後，龍緣之考上哲學研究所，但她希望能更深入的參與社會活動，特別是中國大陸的運動現狀。於是她辦理休學前往北京，很快結識了當地的素食者和動保人，大家一起救援動物、到各地進行公益活動。另一方面，她接連在北大和清華念碩士和博士，期間到日本東京工業大學進行一年半的項目研究。對她來說，在高校攻讀學位，除了培養動保論述和研究能力外，也是因為對社運和NGO的批判性思考，讓她可以不只是一個「和尚對和尚念經」、千篇一律的「動保傳聲筒」。
龍緣之形容自己：「全職都在做動保，讀書只是兼職。」儘管如此，她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主題都與動物相關。2010年進入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三年後完成碩士論文：《「獸片」在上海，1930年代以《申報》爲中心的研究》。2013年進入清華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五年後完成博士論文：《對大熊貓保護的STS研究》（STS：science科學、technology技術、society社會）。
2011年，「行動亞洲」首次的「零皮草」宣傳中，龍緣之邀請民眾「寫一句支持零皮草的話，並和自己一起合影」，活動名稱為「零皮草自拍」。她從身邊的親友開始動員，首先就是她在北京收養的流浪貓咪「Kaka」和「Koko」，與貓食排列出的No Fur字樣合照。實際上，皮草不僅來自養殖場的水貂、狐狸和貉，也同樣來自貓、狗等伴侶動物。多年後，這個活動發展為「亞洲零皮草」（Fur Free Asia），邀請人們作出「零皮草手勢」合影來表達支持理念。
投入動保、進入組織
在中國和日本生活超過10年的時間，龍緣之在求學求知以外，更是一個實際的行動者，曾經參與包括NGO團體「行動亞洲」（Act Asia）、「日本動物權利中心」（Animal Right Center Japan，簡稱ARCJ），以及深具學院背景的「中國動物園觀察」（China Zoo Watch），也跟各國學者－行動者（scholar-activist）建立了長期的合作關係。因為調查研究、國際合作及交流等，讓她有機會遊歷歐亞各國，觀察不同社會中的動物處境和動物倡議的現況。
英國被普遍認為是當代動物保護運動的發源地，龍緣之曾到幾個動物收容所（犬、貓、馬、農場動物等等）訪問或實習，因此了解到人們要進當地的動保組織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說：「這個領域發展了一百多年，動保已經專業化並職業化，對於職業素養、工作人員的專業要求都很高。」相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在這種發達國家的動保組織裡，員工個人的情感或取向不太重要，就看員工可不可用、好不好用，她引述國外動保伙伴對此的形容：「在越大的團體中，員工越是disposable（用完即棄），反正後面有大批熱血青年。」
在北歐諸國，龍緣之開展了她獨立的動保項目，因此對她而言別具意義。她認為當地NGO工作者與其社會和人文環境的良性互動，很值得借鑑：「人們對於公益的觀念認識已深，當我和在地伙伴討論問題時，關注的事物遠遠不僅止於動物『保護』，而是文化、社會、國際主義......同時也是一種不離批判性思考，卻又溫柔包容、屬於理想中的人際間的信任關係。動物倡議是一個正常而且有尊嚴的工作，被整個社會認可，動保人士『對人和動物』一樣尊重。」
用生命參與的志業
除了在中國深刻的社會參與經驗，在日本的動物權運動，才是讓龍緣之選擇繼續投入、並以動物保護研究為終生志業的契機。在東京工業大學當交換生的一年半期間，龍緣之也進入「日本動物權利中心」（Animal Rights Center Japan，簡稱ARCJ）當實習生。實際上，參與日本社會運動的機會，遠比在日本的大學就讀更令她期待。每天上午她到東京的目黑區上課，下午則跟辦公室伙伴一同上街頭推廣和陳抗，或是到各地養殖場、動物園進行調查。
在日本的規律生活和全身心的投入，讓她得以近距離觀察當地的動保運動。其中，日本人的學習和研究能力，給她留下了不容小覷的印象：「無論是研究、演講活動，或是調研報告的出版，總有不少志工或民眾願意付費學習。雖然日本的動物權團體不多，規模小且精減人力，卻能完成驚人的工作量。」龍緣之說明，日本的動物權團體大多以會員制維持組織營運，以ARCJ為例，全日本會員約為300人，在農業縣如秋田、青森的會員僅有一、兩人。
曾有一場分享會讓她留下深刻印象，主講人Kaji是一位資歷超過30年的志工，自從1985年動物權利團體於日本草創以來就投身其中，當天老先生一邊掉淚一邊回顧過往，觀眾們也專注聆聽，真摯的情感打動了人心。在龍緣之看來，這些在辦公室中日以繼夜工作、在街頭無懼風吹日曬和他人譏諷嘲笑的前輩們，除了對理想的熱情令人感佩，還有持續不斷、帶有反省性的學習精神，是在物質富裕、人情冷淡，人口兩億多但動物倡議支持者卻屈指可數的日本社會中，帶給她最大的溫暖和希望。
2012年9月在中國深圳，「行動亞洲」（Act Asia）邀請了各動保團體及大學動保社團，展開為期兩天的「拒絕血腥皮草工作坊暨第七屆中國動物保護訓練營」。「行動亞洲」在中國是第一個針對皮草議題進行倡議的團體，龍緣之（後排左三）當時擔任「行動亞洲」北京代表及零皮草項目專員，在訓練營中講解皮草基本概念、消費者需知、識別真假皮草的方法等等。
對於中國的動保現況，龍緣之認為還在起步階段，雖有不少國際組織進入中國，卻以過分主流的行銷方式進行動保，例如：請明星或企業家拍攝代言、購買媒體版面，龍緣之雖然不免參與其中，卻也抱著一定的批判立場。她想要探究的是：「動物倡議作為社會運動的組成部分，它的主體性在哪裡？」她的個性務實，卻堅持運動應該保留一部份的理想性：「不只要為動物發聲，也要做一個有反思性的公民。」
出身哲學背景，龍緣之卻強調動物保護的調查和研究，絕不可以僅止於文獻回顧和哲思，而是要花費大量時間到田野場域，以多視角、綜合性的方法來理解問題，培養自己對議題的敏銳度，「用生命參與進去」。龍緣之曾在十多個國家進行調研旅行，在她看來，台灣堪稱是亞洲區的「楷模」。
「台灣是我覺得最能在生活中，可以看到、聽到跟動保相關又相對正確訊息的地方。無動物實驗的生活用品、盡可能對動物友善的畜牧產品，以及素食餐廳和食物，選項多而且質量好。許多店家也樂意張貼或放置動保宣傳品。」她認為台灣的開放性較高，或許可以做為一個典範、實驗案例的場域。然而，也正是因為地方小，市場亦有局限性，動物保護進步的歷程、情況及潛在的影響力，有著容易被國際社會忽視的劣勢。
如何前進與拓展
2018年秋天，龍緣之回到母校華梵大學，參與哲學系課程「佛教NPO與人文關懷」的偕同授課。課程從名稱看起來跟動物沒什麼關聯，但由於她對動物議題及倫理學的興趣，這堂課經常在討論各種和動物相關的問題，同學們也相當關心動物的處境和倫理爭議，因此被龍緣之形容為「簡直要成為動保課」。
她認為，動物研究（animal studies）永遠不能僅僅止於談論動物，而要從社會制度、思想觀念、文化衝突、壓迫和歧視的結構，以及生命哲學等種種面向，來對人類自身、社會結構和意識型態進行思考。動物對她來說，絕非僅是「保護」的對象，而是活潑的生命，能為人的反思性和創造性帶來無窮的啟發。這是她在課堂、文章和演講中，希望帶給大家的體認。
2019年初，龍緣之與兩位動保伙伴合作，開始了一個名為「動保龍捲瘋」（Animal Peptalk）的多媒體計畫，三人一起錄製影音節目、討論動保議題。此計畫獲得了「文化與動物基金會」（Culture & Animals Foundation）的支持，這是動物權哲學家湯姆・雷根（Tom Regan）與夫人南希・雷根（Nancy Regan）於1985年創立的組織，鼓勵學者和藝術家對於動物權、人與動物關係促成更深刻的理解。
龍緣之介紹「動保龍捲瘋」的特色在於，針對華人社會具有爭議性的動物議題，用中文進行口語傳播，使用大眾化的語言，一如團隊的個性：「無懼於站在與主流社會對抗的立場，以思辨挖掘問題的複雜性」。她認為，節目的內容必須有趣，討論應具有開放性，並且從動物議題出發，關注其他主題的社會運動與「動物解放」之間的共通之處。
因為龍緣之經常遊走各國，「動保龍捲瘋」不只是攝影棚中的談話性節目，「我的行程都是動保之旅，只要有手機，就可在世界各地做節目，讓全球的華人觀眾能看到街頭推廣、抗爭遊行、動物收容所和養殖場，以及不同地區的人們用種種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對動物的關懷。」第一個海外特輯的節目，即鎖定影響她至深，也相對熟悉的日本。隨著她的鏡頭和介紹，讓觀眾看到了公立動物收容所、動物權利組織，參與了街推和陳抗，認識了日本的動物畫家、物種及自然保育的現況，以及與動物相關的時事議題。
2019年5月11日，一年一度的國際反圈養鯨豚日（Empty The Tanks），「日本動物權利中心」的成員們在新江之島水族館前，呼籲人們勿再觀賞海豚表演。龍緣之（右三）不只參與活動也做了網路直播，讓觀眾即時看到活動現場。
無法停止的各種可能
關於動物倡議的參與方式，龍緣之的經歷可分成兩個部分，「可說」的部分從TNR、街推、陳抗，到遊說、撰寫報告和聯繫媒體等，另外就是「難以言說」的部分，被她形容是「血淚交織」的調查工作，構成了她十餘年來的生命主軸。
想為動物做的事情太多，讓龍緣之無法停下腳步，抱著相信與懷疑、理想與務實，繼續走在旅程中，繼續觀察、思考與批判。這一路上將遇到各種人與動物的故事，在「動保龍捲瘋」的鏡頭記錄下，以及各種文章演講的發表中，就讓我們隨著她的動保之旅，一起從台灣走向國際。
引用資料：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從台灣走向國際的動保人：不只要為動物發聲，也要做一個有反思性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