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巴黎第四大學哲學博士論文摘要

題目：謝林與形上學危機

撰寫人︰黃冠閔 (HUANG Kuan-Min) 巴黎第四大學(Paris-Sorbonne, Paris IV)

摘要

在德國觀念論者之中，往往因為被黑格爾的光芒所遮蔽，謝林也許是最少被研究到的。海德格的判語則將謝林置於最優秀的形上學家之列︰「謝林是真正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在當時的德國哲學中推進的最遠」(1)﹔在另一處，海德格也說︰「謝林形上學地思索著，存有神學地思索著，但是表現出最終的完成的樣子。」(2)而儘管這麼說，海德格的評價也同時視謝林為一項「偉大的失敗」，跟尼采一同分屬於西方形上學的命運的一環。先不管海德格所自視的「新的開端的曙光展現」(3)所指為何，我們清楚的意識到有必要檢討謝林哲學在面對形上學沒落的意含。而謝林哲學有著不斷轉化與變化的面貌──並因此被指控為「德國觀念論的海神」──卻可以提供一個三稜鏡藉以探測身處危機中的形上學的光譜。依此觀之，謝林哲學的演變並非像是黑格爾所說的「在公眾面前的教育」，而是一個追尋體系原理的歷程。藉著危機的概念──既是謝林自己使用的概念，也是一個對形上學實際處境的描述──，我們必須要面對在哲學的體系建構中環繞分離和差異所提出的問題。

依照字源學的規定，危機的原始意義是分離，判斷與決斷。形上學危機所引發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哲學史裡形上學體制所遭受到的威脅，而謝林所身處的哲學史脈絡是繼承著主體性形上學的原理的。但同時謝林又在掌握到問題要點的同時發展他自己的獨特觀點，他在問題的深化上是反省到主體性與呈現的界限與條件。在達到絕對同一性的觀念時，謝林也被迫面對哲學體系化中有限性與差異的問題。因此，危機的概念既標示著分裂與分離的軌跡，也提供我們工具來檢驗謝林面對形上學體系的困難時所提出的解答，以及標示出謝林思想的特殊性。

本研究的目的不在於陳述謝林哲學發展的所有面向，而是藉由危機概念所蘊含的差異與分裂的問題，來掌握謝林面對體系必要性所採取的方式，並闡釋主體性形上學的奠基所發問的意義。在我們的討論中，在形式上，順著時間順序來陳述是為了要提供問題轉化的脈絡以方便於我們的解釋；同樣的，在實質上，我們所處理到的問題，諸如綜合、有限性、存在、時間、死亡、歷史等等，儘管十分多樣，卻也構成一個整體，與謝林形上學沈思所觸及的各個面向相呼應。此研究的三個部分也就既回應著謝林哲學體系的變樣，也回應著存有與認知的奠基的基本問題。

第一個部分所處理的是由康德批判論所宣告的危機來臨，以及謝林哲學裡從早年到同一哲學時期對此危機所嘗試提出的解答。首先，第一章裡，在簡短介紹「危機」這個詞的字義淵源後，我們就著綜合判斷的分析引導到對形上學的批判考量這個問題脈絡，來解釋康德的方法如何揭露出批判與危機的相近關係。而綜合的問題這條線索也讓我們得以掌握到康德─費希特─謝林之間的哲學脈絡。年輕的謝林開始他的哲學建構是藉著實現判斷的存有學體制以及嘗試將分離吸收進同一性裡。謝林哲學的最先三個面向──先驗哲學、自然哲學、同一性哲學──都或隱或顯的運用到同一性原理來解決差異與有限性的問題，不管是回返到絕對的我，或者是提出自然的無限生產性，乃至於建立起同一性體系裡的「全一體」（Uni-Totalitat），其中的原理是一致的。但是分裂的問題在每個階段都重新出現﹐即使在1800年提出的絕對同一性體系裡面，量的差異的概念並不足以解決問題。要等到1804年的《哲學與宗教》一文中對宗教的關注才將有限性的問題放到哲學反省的核心並將此問題視為具體思惟的實際困擾。而透過我們在第一部份裡對年輕謝林的哲學進程所作的分析回顧後，可以接下來檢視謝林思想如何面對危機，這也同時是第二部份的主題。

本論文的第二部份著力於勾勒出危機的形上學，主要是檢視謝林在1809到1821年間各個著作裡有關危機的概念，並且檢討它與自由、分離、死亡、時間、決斷、出神（Ekstasis）等概念之間的關連。這也容許我們深化危機概念多重意含的厚度。在1809年所撰寫的《對人類自由的本質之哲學研究》裡，謝林嘗試探討哲學體系的可能性，而主要著眼於聲言其體系的連續性。對於人類自由的處境的考量宣稱了人的存在與神性存在所共通的存有學奠基作用，此種奠基其實嚴格說來是提出問題，是對於神性與人性之間、神人之間、有限與無限之間無法踰越的界限重新提出質疑。但答案仍然隱晦不明。謝林在神學的超越性與存有學的內在性之間有所遲疑，他的論述也因為「根基」（Grund）、「無根基」（Ungrund）、「深淵」（Abgrund）這些（借自雅可布．波姆Jacob Bohme的）神祕的用詞而顯得晦澀，以至於充足理由原理混雜著神祕的遐思。接下來在1810年的《司圖加特私人演說錄》裡頭重拾體系性的努力，而體系性的要求則使存有論論述以及神學論述交織在一起；其次，藉由存有學的分離，潛勢的理論被建立為體系的動態框架。但是，神的體系還不是神的生命；存有論的差異被引導到關心啟示的本質之神學的差異。主體性鋪陳在歷史與啟示之中時，並不是從人開始而是從神開始的。時間的誕生與系譜也因此關連著自由的存有學與愛的神學，使得潛勢在三元的結構中開展出來而引出神聖歷史與救贖歷史的概念；謝林在這些方面的玄思見諸1811年、1813年、1815年三個版本的《世界年代紀》，同時深入到有關神的誕生的概念之中。我們則可以在《世界年代紀》中否定意志跟肯定意志之間的交互關係裡找出危機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激發啟示的辯證過程上所起的作用。在面對啟示的運動時，人是帶著有限性的記號的，並受制於一種原始的曖昧：如果人參與著神聖的決斷，他就被整合進啟示的過程裡，因為人在自身中就已經進行著原始的「共－識」（Mit-wissenschaft, con-scientia）；但是，如果人試著要將他自己的自由提升到凌駕於普遍意志，他反而被惡所左右，而錯失對神聖歷史的貢獻。同樣的，在《克拉拉對話錄》（1811/1812）裡廣泛討論的死亡主題，也標示著這種曖昧，因為死亡的功能在將肉體性的轉置於精神性的，而此種功能能夠克盡其職是基於將內在生命從外在生命的桎梏解放出來的作用。謝林在這些著作裡，一方面依照歷史性的要求充實他的哲學的體系建構，一方面又重複地揭露出人的角色是作為啟示過程中的臨界時刻、關鍵環節。到了1821年的《埃爾朗根講課錄》之時，謝林開始在他對體系的條件的討論裡，提出一種科學的觀念，認為科學是對永恆自由的意識的重建。要達到此種重建必須預設主體的「出神」。但是﹐「出神」本身是含混的，只是揭露出絕對主體跟人的主體之間的間距。以重建永恆自由為目標的「共－識」（也是意識）的觀念，必須推動「出神」的作用，使之重新將人的主體跟絕對主體連結起來。而哲學作為意識的動作，其實正指出異己性就埋藏在對象之中，在主體之外。儘管人的意識早就蘊函著它跟絕對主體間有內在的裂隙﹐但是，要完成自由的意識也同樣必須要尋求神性的重建。分離與同一性同時構作著人以及危機。對於哲學的體系性要求，危機揭示出一種界限，這種界限，我們或者是在時間性以及出神式的變化中見到，或者是在受不可彌補的斷裂所威脅之下的無根據的異己性裡見到；將歷史性導入體系建構中的界限觀念使得我們可以更清楚掌握危機的意含並且了解謝林晚年哲學的基本問題取向。

本論文的第三部份主要是針對謝林的晚年思想﹐嘗試檢視謝林將哲學一分為二（消極的與積極的哲學）的企圖，反省哲學根據其存有神學的體制所開展並受制的內在必然性。藉著危機概念所引出的哲學診斷﹐對於形上學界限所進行的反省必然要審視啟示跟呈現之間的關係，並且要演繹出呈現的形上學中所蘊含的人的條件。謝林對傳統的神存在的存有學論證所作的批判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可以藉以反省謝林如何回應哲學中作徹底區分的需求；存在的次序跟概念的次序必須有種反轉。依照謝林的看法，神的概念所蘊函的必然存在並不單單是理性的一個事實，相反的，此種存在必須被視為一種單純的事實，一種直接的與料。藉由對理性科學跟經驗科學的區分，對消極哲學跟積極哲學的區分，謝林不再在理性裡尋找科學的徹底基礎，他頂多承認有種出神的理性。在對於理性的自我奠基進行批判之後，積極哲學將概念對存在的優先性做了逆轉，重新肯定存在相對於本質的優先性，現實相對於潛在的優先性。而跟「理性的出神」相關的危機概念則再次激盪出存有／神學體制裡的不一致性，故而第一科學須由第二科學所補充，存有的存有學式的內在性須補上存有者的神學式的超越性。由於理性的封閉完結本身並不構成絕對的完備或完美，理性科學的危機反而讓現實到本質的實證積極進程得以出現。相應於這種積極進程以及哲學的反轉，謝林在《啟示哲學》通論部裡所發現的形上學空隙則是由創造的學說所填補；在創造的理論裡，積極哲學中現實跟本質的優先性的反轉容許一種使用潛勢的建構作用得以重新開始，在方向上，跟原本從本質到現實的理性建構方式相反。但是﹐新的起點是精神，是將自己設定為「將是者」（das, was seyn wird）的完成的精神（der vollkommene Geist）。「未來」的面向隨著對異己者的設定而開啟，因為世界的創造意指神對其他者的啟示。樹立起時間性以及歷史性的同時，神的自由產生自我意識；而重新藉由潛勢的建構使得自由的意識發展為三種位格（人格）。也正是在道成肉身的階段上，我們可以再次肯定啟示過程中有危機。為了要完成自由的自我意識，人出現在創造之中，但是，三位一體裡聖子（同時是神聖的也是人性的）的中介作用斷然指出人所引發的時間的不連續。人的存在深刻地被當下的現時刻所標示，同時既保存著異化的記憶又保有對復歸神性的希望。但是既然受到現時刻所制約，人身上這種過去與未來的交織其實揭舉出形上學的建構（或再建構）中的人的條件。人的意識（作為反轉點、轉捩點）本身包含了一種二元性，可以實現或者破壞有限與無限的聯繫、自然原理與神聖原理的聯繫。形上學的危機最終則在這種人的條件中揭露出來，因為，哲學的反轉同時被要求著，而哲學體制內在的裂隙驅動著體系的形成。

總體來說，形上學危機是在面對著形上學的存有神學體制的同時揭露出一種內在的裂隙。在謝林的形上學論述中，存有論與神學相混著，相交錯著，但從沒有怯除兩者間異質性的摩擦。在肯定有種緊張始終在此體制裡起作用之餘，我們可以嘗試掌握形上學的開放與界限。對於主體性作為呈現的規定被危機所質疑，然而，形上學的危機既不表示一種封閉也不表示一種挫敗。形上學的開放意味著另一種可能性。在時間與永恆之間，歷史與自然之間，人與神之間，始終存在著一個間距；但是，一個形上學的決斷也被要求著，此種決斷引導到一種哲學的生命、引導到一種有關於同一性與異己性之間的對話。

註解

1)馬丁．海德格，《謝林論人類自由的本質之論文(1809)》，H.Feick編，德國杜賓根，Max Niemeyer出版社，1971年，頁4。

2)馬丁．海德格，同前書，頁212。

3)馬丁．海德格，同前書，頁4。